absolute zero

须知：

文章时间为2006年，因为个人时间不足的原因省略了与当时政局相关的文段以及部分不伤整体文章大意的部分事例。

翻译资料仅为个人写作方便留档备用，若有错译还请斧正（部分词选择了不会和谐的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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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道与武士道

文/佐藤清文

选译/阿沐

　　电影《Last Samurai》在日本国内成为热点，这二三年，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亦流行开来，杂志、新闻，还有单行本，都基于此对武士道进行评价，主张将其再兴。（中略部分对小泉纯一郎的举例）回想失去的武士道，为了日本的新的启程，理应重新学习。

　　然而，武士道并非江户时代的正统的道德观念。在那个位置上的是士道。若将两者比较而言，失去的是士道，武士道是作为日本的恶习留下的。

　　“兵之道”“武者之学”“武人之学”，这些在以前被称为兵士应遵守的德。到了战国，武士并不仅仅作为战斗人员而存在，还成为了作为领国与领地的为政者所应持有的特质。

　　进入江户时代，由于其二重性，武士道与士道分离，两者为对立。前者为重视古时传下的传统的狭义之德，后者为以儒教为根据的武士的道德。江户时期的武士道论是由肥前国锅岛藩士山本常朝的谈话总结的《叶隐》，士道论是以山鹿素行的《山鹿语类》士道篇为代表。特别是关于死亡的姿态，两者是极端对立的。

　　如《叶隐》所表现的“武士道为死亡之事”那样，它讲述的是死亡的美学。人的一生短暂，所以要怀抱着“献出生命”的决心奉公，却否定对生的执着，取而代之的是，认为最好的忠节是出人头地成为家老，在藩主身边奉公。清正地死去才是真的奉公，没有比这更加忠义的做法。因为主从关系基于感情，这也是对殉死和众道的肯定。“在战后二十年间，日本的世态像是向着《叶隐》所预见的情形变化了。日本已经没有武士，也没有战争，经济复兴，太平盛情，青年们无聊的很。”“在战后二十年的和平里，再一次重新反省我们的生死观的机会，我想是由《叶隐》给的。”（三岛由纪夫《叶隐入门》）

　　另一方面，士道与武士道完全不同，是理论色彩非常浓郁的存在。山鹿素行是林罗山的门生。朱子学者林罗山是侍奉了连德川家康在内共四代的幕府智囊，以大阪冬之阵为契机引起了方广寺大佛殿钟铭事件。在幕末法令与外交文书的起草，并担任典礼职务，是幕府最泛用御用学者独一人。明治以前的中心学问为中国古典的研究，学问中的学问唯朱子学说。

　　在通常的士道论中，死亡虽然需要常常记在心上，但那是因为不知道人什么时候会死，所以提倡在日常的每一瞬都拼尽全力活着的人伦重要性。武士站在人伦的指导者的立场上，再小的细节方面也要礼数正确，必须成为其他身份的人的模范。武士的身份基于其道德优越性，没有道德自觉的武士不过是一介游民。武士应当遵守的是道德规范，在主从方面，不应跟从不听取谏言的主君。殉死与众道也被从结果上否定。“国铁再听大臣一言不也很好吗？”（荒船清十郎）。在这点上，与武士道的主张有决定性的不同，武士道主张即使主君不听谏言，不止要做主君的朋友，更要做主君的代行。

（略，该部分大致内容为武士道于今无用）

　　新渡户不用士道，而选择宣扬武士道，在《武士道》中将日清战争作为武士道精神的赐物，消除中国的影响。新渡户是要清算日本从中国受到的影响联系。